作者：鄭凱元

獎學金：教育部留學獎學金

專業領域：醫學

工作經歷：瑞典卡洛林斯卡學院 博士後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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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要進修？

就我有限的觀察，臺灣的臨床訓練環境並不很適合發展學術技能。一些可修正（modifiable）的因素包括過長的工時和不均衡的研究資源支持，而更核心的問題還有臨床與學術在科學範式上的差異：臨床工作強調配合個體差異的既定知識應用，但研究追求假說的檢驗及可外推知識的生產。臨床工作的同儕往往對以下情境感到熟悉：從醫院下班後想開始跑統計寫論文，但光是要把心態從「醫護」轉換成「研究者」，就耗掉了一整天在呆坐與繞圈。

這樣的困境不是受訓醫師自己的責任，甚至不見得是臺灣臨床訓練環境的缺失。因為住院醫師訓練的目的本來就是培養臨床技能。在已經非常沈重的臨床訓練之外，僅僅是接受了殘補式的研究技能訓練，沒理由就被期許要具備充足的科研能力。當然住院醫師可以透過投注額外的時間精力成為出色的研究者，只是若一位住院醫師沒有在訓練結束時具備完整的研究能力，也是毫不需要感到侷促的事情。訓練方也不應感到挫敗，因為這樣的訓練帶來這樣的結果相當合理。

「醫師科學家」這樣的雙學位學程自從50年代在美國濫觴至今仍然持續受到推廣，是能佐證上述觀點的現象：培育醫師和培育科學家需要的是兩種完全不一樣的訓練過程；一個人不會因為成為科學家就自動變成醫師，一個人當然也不會因為成為醫師就自動變成科學家。

「如何」及「何時」

所以對研究有認真興趣的醫學生和醫師便有必要幫自己規劃「如何」及「何時」接受科學研究的「系統性」訓練。在「如何」這方面，像上面已經說過的，學術訓練與臨床訓練同時進行並非不可能，甚至一邊做全職臨床工作一邊攻讀學位亦是可行。但這種方式往往需要極高的自律，甚至一些機緣來確保學習品質。雖然無論如何你最後都會交出一份學位論文、發幾篇期刊、報幾場年會。但博士班除了這些技術性的學習，理想上還應該是對方法學、價值預設、科學哲學（it’s literally in the name）進行批判性思考和價值觀辯證的過程，這是臨床學術兩種訓練並行下常難以落實的。而在國外進修也有益這樣的目的：到另一個地方看看不一樣的人用什麼樣的方法、理論基礎、價值體系在處理相同的問題。

決定要花若干年專心讀博班後，最大的問題就是「何時」：畢業前、畢業後（專科訓練前或專科訓練後）。我當時選擇畢業後出國，一則是希望自己在住院醫師一開始就可以具備更好的科學素養（解讀實證、辨識與訂定研究問題、進行研究），二則是此時我還保有更開放的興趣，較有廣泛學習的動機，三則是我認為照護病人比學術研究更適合成熟的人生階段。然而訓練完再出國也有其優點：紮實的臨床訓練可以幫助了解什麼是重要的實證缺口，所累積的人脈與經驗也能讓進修更加順利。

在相對年輕的時間點出國還有自我成長的助益。十幾歲太天真好動，三十幾歲太疲憊僵化，大學畢業似乎正是適合拓展不同素養和建立人生觀的時候。我回頭看自己到倫敦讀書的經驗，在二十好幾去到這個充滿公共衛生、精神分析和精神醫學歷史，音樂廳、博物館和劇場，酒吧、夜店和音樂節的城市，是很關鍵的自我形塑過程，讓我在離開的時候自認自己成為了比當年第一次踏進希斯洛時要稍微好一點點的人。

要讀什麼？

這個問題大概是在考慮讀博班之前就會先想過，但我想特別說的是：談到醫師科學家時，有些時候、有些人仍會優先想到進行生物醫學研究的醫師。不過著名的精神科醫師恩格爾（George Engel）很久以前就提醒過：醫學其實是一門人文科學（human science），而除了精通基礎醫學的醫師外，一個成熟社會絕對也需要有能力運用科學方法解決臨床醫學上會面臨人文社會問題的醫師。

哪裡有資源？

有形和無形的資源對成功的進修經驗都相當重要。關於無形的資源，我指的是師長、過來人的經驗。讀醫學系的我們相對幸運的一點是我們往往可以在學校及實習/工作的醫院之間接觸到各種生涯道路的前輩，在裡面我們有較多機會能想像自己踏上一些類似職涯的人。我在決定出國後一兩年間與非常多我認為在不同職涯領域值得我參考的前輩討教，從公衛教授、臨床醫師到社運人士，他們讓我從一開始茫茫的選擇中理出了一條我自認較為合適的道路。

而有形資源指的當然是獎學金和電鍋。若非母校陽明大學、臺北榮總和教育部留學獎學金的支持，我是不可能完成學業的。因為獎學金多不適用於每個人，我認為找到適合金援的有效方式是多向身邊的同儕前輩打聽，也可趁機尋求申請上的建議。及早開始申請，並準備申請失敗的備案。至於電鍋，最好是到了留學地，即開始向那些準備畢業的學長姐叩問二手品。

把臨床放在心上

我在決定進修後常遇到「你還有想當醫師嗎？」這樣的問題。其實臨床和學術能力本來就應該相輔相成。在選擇進修領域、研究題目、方法學時最好可以考慮臨床的需求：什麼研究能帶來診斷和治療的衝擊？什麼方法學興起後能用於醫院？在研究或個人關係上和臨床工作者接觸，以維持對實務的了解與敏銳度也很重要。

韋伯（Max Weber）在《學術作為一個志業》裡說到學術最重要的貢獻是帶來「清明」：我把它理解成透過對理所當然之事採取批判性的態度進而追求知行合一。醫師這份工作關注實務多過內省、效益多過價值，加上繁重的工作量，往往難以顧及這種「清明」。透過進修博士得到追求清明的機會，不但不是一種對臨床的叛逃，反而能培養對醫師來說相當重要（卻不一定常見）的思想成熟度。希望這篇分享能鼓勵和幫助更多醫師追求和獲得這樣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