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許鈞智
獎學金：109年教育部與世界百大合作設置獎學金—臺灣牛津大學獎學金
現職：台積電ATMD工程師

回憶起在牛津的時光，那是一個聖誕假期從臺灣飛回倫敦的飛機上，我打開手機收信，看見英國皇家學會願意資助我博士第四年的訊息。那一刻，我只是靜靜望著窗外鬆了口氣。和許許多多的臺灣理工人一樣，我最初的留學地圖上，第一志願是美國的頂尖名校。牛津的名聲固然響亮，但英國博士的申請方式和美國很不一樣，一開始並不在我的想像裡。真正的契機是我跟著學長姐們的建議，寫信給教授，把自己的背景、為什麼想跟著他研究，一封封誠懇地寄出。

我就讀碩士時的研究是用掃描穿隧顯微鏡研究銅氧超導體，最希望能進入一位在凝態物理頗具盛名的學者的研究團隊。我抱著可能石沉大海的想法寄出了信，沒想到收到他的回覆。當時他正要從美國轉往歐洲，缺乏人手重新打造實驗室，就這樣，他因為這封信了解我的背景，而我也進了他的研究組。如今回頭看，若不是申請前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努力，我根本沒有機會踏進牛津。

他常把一句話掛在嘴邊：「Life is short, do whatever you want.」——人生苦短，就把時間留給你真正相信、真正想做的事。以他的成就與年紀，大可安穩地做「安全」的題目，他卻只想投入自己認為真正有影響力的研究。這份純粹，後來也悄悄改變了我看待「該做什麼」這件事的方式。他的研究組非常辛苦，他始終相信，真正厲害的實驗物理學家，必須有能力親手做出屬於自己的儀器。於是我在牛津的日子，很大一部分時間是花費在從無到有地打造一台自旋雜訊頻譜儀，慢慢地從一顆螺絲、一段程式地把它組起來。那幾年我常覺得自己不太像在念物理，倒更像個工匠；但也正是這段磨練，讓我體會到一個實驗者的手能把感官延伸到多遠。

說到牛津，和美國不同的是，通常學校不會提供固定的生活津貼。而我則是帶著教育部的臺灣牛津大學獎學金出發，很感謝教育部給我的機會。然而第三年資助即將結束時，我的儀器與實驗都還沒走到終點。那一年，我幾乎把能敲的門都敲了一遍。我曾向德國的研究單位求助，對方說只要我搬到德勒斯登待上一陣子就能提供經費，但要把整台儀器搬過去實在太不切實際，只好作罷。就在心裡並不踏實的時候，那封來自皇家學會的信，恰巧在回倫敦的飛機上追了上來。也正是這些自己一點一滴爭取來的資源，最後撐著我走完學位、順利畢業。

如今我是一名半導體研發工程師，工作內容和當年的低溫超導、磁單極研究相去甚遠，但博士訓練教我的東西一路通用：親手搭建儀器，讓我習慣用大局的視野去規劃，也讓我在面對自己設計出來的種種狀況時，能一一除錯直到實驗完成。更重要的是，它讓我更常回到「第一性原理」去看問題，成為我最可靠的工具。

我常想，我的際遇其實算不上最艱難的——身邊有太多同儕，扛著比我更重的擔子走完這條路。這幾年在牛津教會了我一件事，那就是：機會很少自己找上門，它幾乎總是爭取來的。那封主動寄出的信、那台親手做壞又做好的儀器、那一封封寫給不同單位的求助——每一個看似微小的主動，都在某個看不見的時刻，替未來的自己留下了一條路。人生苦短，願你也記得：對於想去的地方，別急著先替自己說不。剩下的，就是把手伸出去，去爭取。